millren在香港

下面是转载的原文：

 『天涯杂谈』儿子老玩小鸡鸡，怎么办啊

儿子两岁多了，最近发现他老玩自己小鸡鸡。一开始偶尔发现一两次，大家都没当回事。
可是慢慢的，发现他对自己小鸡鸡真的很着迷，动不动就在一边悄悄的玩个够。
　　以前他很缠人，老要大人陪着。可是最近发现他不需要我们陪了，经常一个人跑到一边
玩儿。于是我们大人就放肆聊天，等聊了一通才猛然发现小家伙一直没闹，再去寻找，往往
就发现他坐在地上掏出小鸡鸡玩的兴高采烈。每次我父母都会大惊小怪对他呵斥一顿，说羞
羞脸什么的。次数多了，儿子居然会害羞，感觉难为情。于是他后来不那么名目张胆玩了，
而是躲起来玩。比如我们在客厅聊天，他就躲到卧室的床上玩。一开始就坐在床上，扒了裤
子玩。后来被发现，又训斥并羞羞脸以后，就又想了个办法。每次玩的时候用被子从头到尾
批盖着，做成个帐篷样子裹着，然后躲在里面坐着玩。
　　前几天，我们一家人在客厅聊天，突然发现他不在跟前了。我爸了解他，猜测他可能又
躲到卧室玩鸡鸡去了，于是悄悄进去。儿子果然坐在床上，用被子裹着，裤子扒下来，正玩
捏着自己小鸡鸡。因为玩的太投入，竟然没发现外公到了跟前。他还很狡猾的背对着门口，
这样就算有人从门口经过，都不会发现。这时我爸走到他后面，猛地把被子掀开，发现他居
然把小鸡鸡玩的涨股股的。于是爸就大声训斥他。他呢，居然露出尴尬的嘻嘻笑，好像也觉
得不好意思似的。
　　我怕他难为情，就不跟着爸妈骂他了。并且暗示老人不要继续骂他。
　　
　　现在真是很迷惑，他才两岁多，怎么这么喜欢玩鸡鸡呢？每次还玩的特久。经常一玩就
是十几分钟半小时。因为我们往往聊天十几分钟半小时才会猛然发觉他不在跟前了。
　　
　　尤其是，这次发现他把鸡鸡玩的那么涨大，很让我震惊。这么小，怎么得了啊？
　　不知道有没人有三岁左右大儿子的，能谈谈经验吗，这样正常吗？

最近几个月，方方面面都很灰，对于学术之路也觉得光影越来越暗淡，最朴素的困惑在于，学的这些东西将来对社会对老百姓有什么用，即使有用，又在教育体制的什么位置上能允许我来传播这些知识。刚看到这篇，算是得了一点小小的安慰，转过来，聊以自慰。

为什么建筑需要人类学？

这是一个我被多次问及的问题。多数的场合下，提问者会自己先回答：哦，有了人类学，我们可以调查一下使用者的心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让建筑或者城市空间更符合大众的需要，更好用。这样看来，人类学还真就可以派上些用场。

这样的认识没有错误。甚至在某些人类学家那里看来，也都会觉得，不过如此吧？我们还能帮助建筑师什么忙呢？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对“现代性”的讨论？对“文化”多意的解析？对“民族与国家”的再认识？是呀，这么些巨大的问题，怎么能贯穿到建筑实践或者建筑设计之中呢？

让我们先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悬置起来，去看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之前云南的那个故事。

当初，这个地方为了建一片新区，请了某些单位来做设计。设计师们很快就拿出一稿，跨到了城市大河的北部，规划了一片坐北朝南的方格子。他们的理由，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格局都是这样的，为了发扬《考工记》的优良传统，我们也要做这样一条轴线，一片新区。

这样的设计，在中国小城市里发生的概率太高了。北京、上海，它们的历史大部分学设计的人都知道——尽管知道得不是那么详细。但是小城市的历史，就未必是外地来的设计师能了解或者愿意了解的了。而设计总得找些理由吧。除了风向、外接的路网、水源、市场、地貌，总得有点更加高深的理由吧。设计师这时也会想到“文化”，找来《考工记》的“匠人营国”也就不算稀奇了。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吗？为什么在明清这么晚的时期里，这个云南小城里的江南移民的后代会不知道“坐北朝南”，结果把他们的城市规划和建造的如此不合规矩？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还要把老城中的那个孔庙，扭转了角度，建成一座真正正南正北的建筑呢？

答案在上一篇的博文中已经出现了。这个坝子的起源来自明代的军屯。其汉化之后最初的定居格局是军营的棋盘。然而，即使这样。决定着后来聚落发展的一个关键逻辑是农业中的水利灌溉。而水渠的走向跟地貌上的地势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400多个村落，全部没有正向。在云南，正不正向并不影响采光。一颗印的住宅决定着家家都有内天井。如果正房采不到光，那就在厢房那里采吧。老百姓也没有顽固到为了礼制，居然要克服自然地貌的地步。

但是这个老城的几个街坊里，还有着另外一个秘密。就是老城本身原来是坝子中央的一处高岗。天然地形成了从彝人时代开始的一处关卡。到了清代，还筑有城墙。在几经调查后，我们发现，它根本就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主要聚落应该毗邻主要的河流。没有。这个老城并不直接临着这个坝子里的那条大河。这让我们很困惑。因为这时我们已经发现了“水渠”主导聚落的逻辑，我们却在老城中找不到那条关键的河流。后来，在专家的指点下，我们才发现，那条滋养着这个小城几百年的母亲河，被今人盖了盖子，成了一条排泄整个城区生活污水的阴沟。

【图1，汉人未到之前，坝子里的聚落分布； 图2，线图上的圆是山头，它们对着老城的城门。老城的北部，是大河，南侧是那条被当成阴沟的小河。】

还有秘密吗？还有。后来我们发现，这座小城的4个就城门，对着坝子周围的4个山头。每一个城门都和山峦发生着延伸的对话关系。

在找到了这样一些“非物质结构”之后，我们才找到了设计和规划的方向。那个什么坐北朝南的格局，根本就是胡说。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该怎样在历史之演化的格局中进行一种续写和改写。而不是推倒重来。

我想，在我上述的叙述中，读者已经看出，历史一词并不止于谈资，也不是一种口号，更不是仅仅为了开发房地产盈利的工具。历史，成了我们介入土地，了解土地变化和土地上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有学生常问什么叫“阐释学”？其实，从一堆看似无关、看似不可思议的城市空间和当下构筑物中，找到一个城市发展的线索、节奏和逻辑关系的过程，就是一门颇为生动的阐释学。

这并不仅是人类学或人类学家的任务。如前所述，这个坝子里有很多的“龙王庙”——你真分不清哪些是汉人的崇拜、哪些是彝人的崇拜。龙王庙供奉的是活水潭。有潭，就有泉眼。有泉眼的地方都是地质构造上的断层。古时，在农耕时代之前，泉眼是少数民族聚落的一个核心地带。然而，坝子被汉人占领之后，彝人上了山。无论龙王庙是怎么建起来的，那里，就成了一种暧昧的双面界碑：对坝子内的汉人来说，那里是一处边疆，汉人借着神灵的名义把占领的行为推到此处；而对山上的人来说，那里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他们祖先的家园呢？仅仅从对龙王庙的解读中，我们又会看到，这里有地质学，有政治学，有历史学，也有人类学。尽管这些龙王庙无一例外地全部成了今天的旅游景点，可对设计师和规划师们而言，从人文的角度，如果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龙王庙的身份，就不致于做出“正南正北”的规划来。

建筑到底要不要人类学的帮助呢？现在看来，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展开的问题。我知道，建筑系的师生永远都会抱怨设计的时间不够；我也听过或看过一些尝试着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设计，实在美感全无。怎么办呢？我个人的希望，同样是给本科生减负。把那些重复了N遍的政治课减一减，在一年纪的时候，就让建筑系的学生听到有质量的思想史、哲学史和人类学入门；再把那些重复了N遍的设计课也改一改。能不能不只是类型或规模的区别？而在大四的时候，侧重一次学生对于基地的解读？

现在的建筑教育是以一种表现成果论英雄的教育。学生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电脑上做三维动画。能不能有一门设计课，不要什么三维动画，不要正图，而是要求大量的草图分析，去解读上述的土地的各种结构和逻辑呢？

我常听学生看了现场之后回来失望地说，那里啥也没有。或者，那里都是新房子。在此，学生们可能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以为基地上如果没有破庙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历史。可基地上总有土壤，有道路，有人走过的痕迹，起码还有一条地平线。在地平线的理解上，都包涵着深刻的文化差异。那些新房子呢？那些将之前土地痕迹抹得“精光”的新房子们该怎么理解和研究？那里，问题变成了一次错叠。既要尽可能找到土地上本来的痕迹，还要研究降落下去的开发商的逻辑。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弥补的机会或者不再做错的机会。这仍然是一门人类学化的对于基地的阐释学。

【图3，我们当年制作的一个研究性规划模型。不同色彩代表着建筑的加建和保留和新建。我们根本不主张推导重来，也不强调什么正交的轴线。而是讲究设计跟土地痕迹的关系。这个规划在加拿大获了大奖。】

朋友发过来的，说是给我做研究用的。

其实我觉得未必是自慰器啦，长得有点像塑料玩具垃圾，而且下面还有两个洞。

我朋友说，小洞是插振动器用的。

恩，有道理，还是朋友专业，但是那个小玩具是不是太小了一点，太短了吧，我继续质疑。

朋友说，你看这个就知道了，于是给我一个拍拍网的链接。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没pp没真相，果然如此。。。。

话还没说完，朋友又发来一个链接，说这个更雷，我一看，果然

雷吧，科技创造生活！

还是转回新闻报道那个话题，我发给另外一个朋友，以图一乐，朋友的评论是“性教育任重道远啊”，他语重心长的说。

而我的评论是，性生活也要环保啊，性玩具大部分是塑料制品，应该是非降解材料制成的吧（没有做过研究不清楚，可以将来做这个题目），TT有可降解橡胶制成的么（未知，说不定我这个问题可以开启新一代环保TT的问世，商机无限啊！）？恩，这个新闻的真正价值，在于启迪观众的性环保意识，恩，很有创见啊。

都摸亮了，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北大里边的，有熟悉的朋友，考证一下咯。

       K书期间无以为乐，偶得一图，聊以与众看官同悦。

代序二

朱学勤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而编写的《中国传媒风云录》，

港大授权『 壹报 』独家网络发布，

即将陆续刊登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是好得很，还是好个屁？“好”派、“屁”派争了30年，参战者在流变，但主题未变，前后总共发生过三次激辩。目前说来，“好”派在主流话语中尚占优势，“屁”派在互联网上很有人气，但舆论的天平开始倾斜，民情、民意似乎正在向“屁”派转移，从发展的眼光看，形势对“好”派不利。

1978年胡耀邦组织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击破两个凡是，那是第一次激辩；1992年皇甫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系列评论，拥护邓小平南巡，则是第二次。第三次辩论从郎咸平讲演开始。当他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郎啊老郎，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仅仅从官方文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肯定找不准脉搏。三十年来中国的秘诀是多干少说、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纸面上的中国与纸面下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

反驳郎咸平的还是皇甫平，故而我称“二平”之争。从一般概念上说，我赞成改革开放，但对皇甫平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保留。“二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但仔细分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边在共享同一个历史前提。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而且贯穿始终，只是一边说“好”得很，一边却说好个“屁”。

能不能先不下价值判断，在此之前，先还原30年基本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三十年来中国真是只有一场改革吗？改革是否发生过断裂，在断裂的这一边与那一边，是否有过截然不同的改革？我的记忆是：断裂是客观存在，例如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不仅是30年改革史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变，也是将近60年中共建政史、建国史最为重大的历史事变。背对这样的重大事变来谈论60年建国史、30年改革史，不是诚实的态度。今天也许还没有到详解这场风波的时候，但在鸟瞰30年改革历史时，至少不应遮蔽这一风波造成的重大转折，能说则说，不能说则应该有“预留”，要对这一风波在改变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乃至中国经济诸多方面的“当量”估计够，估计透。

我的看法是，以此事变为断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过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今天可以不谈事变本身，但应该承认，前一场改革因此而失败，不仅是失败，而且是被埋葬，后一场改革是在前一场改革失败的坟场上翩翩起舞，延续至今；今日之中国，“好”得很也罢，好个“屁”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场改革相关，而不是与第一场改革相连。

朱学勤先生（图片摘自南方都市报）

两场改革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同一个人的思想也会有延续有改变，两场改革之间发生断裂，断裂造成此前此后的中国有重大差异。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纵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

三十年前的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展开的？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最后阶段——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东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1794年的7月，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所谓社会大还俗，单个人在人生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生活，会出家，出家之后会后悔，再返回世俗生活，社会也是如此。在一个癫狂年代整个社会突然出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家进入超凡入圣的精神境界，哪怕是虚假，半梦半幻，也是热火朝天。但是社会不可能在这一阶段持续太久，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标志性事件，是1976年的10月6日“怀仁堂事变”，这是中国版的“热月事变”。这一天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是历史学的“富矿”，目前尚未开掘。有机会我还可以为此专开讲座，就叫“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还有里面，多方面解析“这一天”里的历史信息。今天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激进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厨房家务，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没有历史自觉，他们是无意中触动了历史的道岔。“怀仁堂事变”以文革中屡见不鲜的非常手段颠覆了文革集团，在此之后却还在坚持文革路线，所谓两个“凡是”两年徘徊，是一条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文革是以文革方式结束，给此后的改革留下巨大隐患，历史必将在断裂中相连。改革是在那两年当中孕育起来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对文革的延续，历史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阴影进入新时期。如此理解，方能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又为什么中断。

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而不是其它词句。

毛泽东去世时已经是天怨人怒，尤其得罪官员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十年文革，民众日子不好过，官员尤其是上层官员日子更不好过，是“官不聊生”的十年，由此积聚改变政局的第一动力。此外是知识分子，数十年反智主义到文革发展到顶峰，这个阶层迫切希望能恢复知识尊严，恢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向。第一动力从政治上推动文革到改革，知识阶层则提供对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解释。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这个同盟军的核心是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记住，我说的是“解散”——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的，而不是被“铲除”的；我说的是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握手，这一点与此后第二场改革政府与资本握手，迥然有异。但在当时，改革是党内开明官员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拥护，然后再席卷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尤其是深受人民公社体制压迫的农民，这三者之间确实形成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在单个人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岁月，文革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毁灭一个民族的精神，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迫害的阴霾。就是那样一个气血衰沉的民族，突然迎来了一个青春浪漫岁月，每一个人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教室里老教授白发苍苍，憋了十年劲，滔滔不绝，讲台下的学生是三十岁以上拖家带口，十八、九岁半大孩子是应届高中生，两代人共聚一堂，嗷嗷待哺；那时某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发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门口就排起长龙；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小说，长龙又会在书店门口出现；电影院播放禁演十七年的老电影，哪怕是“洪湖水，浪打浪”，长龙也会在售票处出现。民族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流行歌曲是“祝酒歌”、“八十年代新一辈”，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最好的旋律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合唱、独唱皆相宜。那是一段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关键在于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内阁——邓、胡、赵三架马车。一个民族的人治阶段，一两个领导人怎么样，要比民主制度下千百万人的民心、民意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有人提议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半途，此其一。其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党内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部分元老一度希望是陈云出来掌舵，顺理成章。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如果是按照后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只有他才能调动铁血洪流，也只有他具备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十年后，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97年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他称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问：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开门见山第一句话是责问，一点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他不亢不卑，从晚清割台说起，四代中央政府如何伤了台湾民众的心。邓小平耐心听完，脸色放缓，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回答：“对，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那一场谈话中，李远哲曾坦率批评过邓小平某项决策，邓并未生气，结束时长叹一声，“总是要叶落归根嘛“。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

民族的幸运是文革后百官凋零，居然还剩下一个邓，邓的幸运在于他的左膀右臂，他选对了人：胡耀邦是有火焰般的激情，赵紫阳是有冰雪般的聪明，天作之合。耀邦的作用在哪里？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创伤，党内那么多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每一个人都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阴霾，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满身透明，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来说几乎是一个“阳光青年”，当然他也吃亏在这一点。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残余凝聚起来，再奔一程。记住，我说的是道德残余，不是道德资源，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民族凝聚不起来。如果我们要寻找那一年代社会面貌的人格烙印，还能找到第二个人? 非耀邦莫属。

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开明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掀动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具体利益结合不紧密。你看看今天，包括南方都市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打得粉碎。

这一点也受制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复与曲折。发展趋势很明白，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前后徘徊，一波三折。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再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那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

第二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改革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的是政策，不是政治，而且多半是经济政策，并没有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刚触及边缘，尚未触及内里。

千万不要忘记，毛泽东用来搞文革，邓小平用来搞改革，都是这同一个体制。它只是改变其运作方向，就算反向运行，也是带病运行，带着巨大隐患运行。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双重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出现过两个小高潮，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1986年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曾经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曾经说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1977年耀邦复出，做得最多也是最得人心的是平反冤假错案，那时英姿焕发，要把“文革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十年之后，1987年年初他走出那个“生活会”，结果是仰天长叹：“文革阴魂不散哪！”

第二场改革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国内外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重新启动的。历史的天幕上还是有一行字，只是朱颜改，改为：“1989年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或可以干脆引用那几年叫得最响亮的一句震慑性口号：“稳定压倒一切”！对比第一场改革，这是多么大的背景变动？我们今天怎么能脱离这一背景不同，来空谈改革的延续性？正是背景不同，决定第二场改革与第一场改革，仅仅是在“改革纪年”上字句相连，骨子里已经180度转向，本质不同。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闭门不出。那三年他在自己院子里来回踱步，内心如煮，不亚于文革时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内心激烈的程度。

1992年邓踏上南巡之路，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他不改写历史，历史将改写他。正是此次南巡，结束三年徘徊，推动中国踏上第二场改革之路。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南巡之路，几乎是邓小平晚年的“天鹅之舞”。

时间之窗再一次打开，留给邓小平的时间只有两年，两年后他将卧病不起。他抓住了生平最后这个时间之窗。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场改革，是第二场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不能忘记的是，两场改革，背景丕变。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第一场改革不具备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突然间，“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而且是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 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7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2008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积贫积弱的面貌。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从物质层面而言，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浦东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浦西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这确实令中国人骄傲，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完全是另一个中国，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场改革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那么，这场改革有没有问题呢？不是没有，而是太有问题，问题如山，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物质面貌突飞猛进，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一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文革深渊，来自开明派官员与知识分子的结盟，千百万民众，尤其是农民参与了这场改革。那时有愿景，改革的社会效果也是帕雷托正效应，人人都有改善。但是第二场改革呢？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突然冲动起来，政府、官员的自我利益突然苏醒，他们从被动阶层变成了主动阶层、甚至是冲动阶层。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省委、市委书记是董事长，省长、市长是总经理，动力就来自于这个。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于是“三减两免”，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降至为零，享受民营企业难以享受的优惠特权，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终于回归，一个回浪扑来，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话是，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顿时没了脾气，放低身段，求资本家别走，留住工厂、留住资本，留住自己的就业机会。

第二场改革有很多秘密法宝。秘密之一，降低资本准入门槛，让中国成为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的政府也尾随回来了，今天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不来则已，来必索要大笔订单，而且要超过前一国代表团。吃准资本唯利是图的天性，吃准西方民主制度短期行为、短期视野之软肋，89之后的经济制裁突破了，８９之后的政治制裁也突破了，邓小平的这一把赌赢了！

无论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到世界历史会发生这样一戏剧性幕：全世界的资本蜂拥而入，来拥抱全世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敌人——中国共产党。米老鼠有无数幅动画，但从来没有出现这样一幅黑色幽默：亿万只老鼠蜂拥而入，来拥抱地球上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硕大的天敌——中国猫。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发展动力，能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力量结合起来，权与钱紧紧拥抱在一起！两部发动机叠加，不是两轮驱动，而是四轮驱动，前轮追逐利润，后轮输出稳定，逢山开路，遇水筑桥，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它的惊人能量，迅速营造出一个外滩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粗鄙贪婪，它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则触目可见，随处可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大踏步回归中国，如入无人之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场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场改革有双向目标，第二场改革只有一项：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就是硬道理，ＧＤＰ万岁！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改革成为权力的盛大节日。而民情、舆情则出现另一个剪刀差：如果只计算数字，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若问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倒反而不如第一场改革。尤其是农民、农业、农村。别忘记三十年前第一场改革旗开得胜，正是从三农突破，赢得民心拥护，三十年后第二场改革，却出现“三农危机”，哀鸿遍野，上访、申冤络绎于途！当年耀邦组织真理标准讨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景象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为改革开放辩护的主流话语，三十年来高开低走，民间反应从共鸣到冷淡，从冷淡到厌恶，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改革发生了断裂，第二场改革已经把民间参与排斥在外，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是权力压倒了权利，改革成为权力与资本联手的单方面狂欢。

权力与资本的狂欢，还有第二个秘密，它居然是由左翼意识形态包装：左翼意识形态包装了一场右得不能再右的原始积累，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左手紧握右手，当然有它的便利。右翼要现汇，左翼给期货，左翼意识形态的天然优势是能开一张未来兑现的支票，所谓宏大愿景，过去叫共产主义，现在叫共同富裕。宏大愿景可以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提供按摩、镇痛作用。三十年过去了，不是贫富分化，而是两极分化，镇痛作用消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了。便利走向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当中一个“假”——这才是当下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粗野无礼，更没有理由将这些病症上升为文化问题，归咎于“国民性”，那是五四以来最成问题的知识分子话语。

左手握右手，还有第二个便利：只干不说，干了也不说，避免意识形态内部争论，避免暴露左右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起初确有这一便利，“闷声大发财”，“闷声”三十年，终于“闷”掉了发声的能力：装聋作哑，久假不归，假哑巴也成了一个真哑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没有。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自己把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对外不能说服外人“中国不威胁”，对内不能说服自己的百姓“中国不崩溃”，就这么“闷声大发财”，“闷”了三十年，还要再“闷”三十年？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个沉默的经济巨人步步逼近，一声不吭，两眼发直，偶尔吼一声，谁都听不懂，你叫别人怎么能放心？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之前到那个学术单位讲学的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似乎绕开了“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我还是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主语是“威权主义“，是与东亚四小龙类比；定语是“有韧性“，无非是说能屈能伸，还发展出市场经济。以“威权主义“定义中国，80年代流传至今，那时我就反对。要知道东亚四小龙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核心还在，所谓“卷旗不缴枪”，旗是红的，枪是红的，与东亚四小龙的白旗、白枪，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随便类比？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是什么？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场改革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政治，也塑造了今日中国的经济，更塑造了今日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演变而来，放弃的是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置换马克思主义，捍卫列宁主义国家专权，逐渐形成“市场列宁主义”——“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市场经济之上，矗立着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后者没有变。如果有变化，变动的是它的体能，它的规模，在市场经济超额利润的滋养下，这个列宁主义的国家结构没有萎缩，而是比三十年前更庞大，更壮硕。１９７８年改革开始时，政府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总量的３２％，简政放权１１年，１９８９年降至１２％；１９９２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逐年爬升，２００７年终于恢复至３２％。这还是百分比，从绝对数额说，三十年后的３２％是三十年前的十倍、百倍！三十年前，我们这代人大学毕业，谁若说进入政府系统当官，遭人鄙视；三十年后大学生择业，进政府当官成首选，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骛。三十年了，改革走了一个Ｖ字，这个V，是权力的胜利，还是权利的胜利？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中国没有总统，却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比总统庞大百倍的列宁主义。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场改革也，非第一场改革也，两场改革之间，有一条巨大断裂。三十年历史，所去未远，人心都有记忆。如果打闷包打统账，三十年一言以“蔽”之，无论“好”派、“屁”派，无论用第一场改革残留在民间的温馨回忆，来回避第二场改革的误区；还是用第二场改革的误区，来否定第一场改革曾经有过的另一种选择，都不能改变历史，都会在人心这杆秤上跌落下来。我们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经济，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政治，更应该承认，我们改出了“市场经济”加“列宁主义”一个庞然大物。我们确实是条龙，而且是腾飞的龙，但不是东亚第五龙，而是其起死回生的红色巨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另一种社会形态。面对这一红色巨龙，此前所有能解释现代化过程的社会理论都失去了解释能力，遑论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知识界界没有思想准备，西方的思想界同样没有理论储备。

（朱学勤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这是朱学勤先生2007年12月15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的演讲，感谢朱学勤先生慨允将在2008年7月30日修订的讲稿作为本书代序二）

引用

谈论 Out in Five

David Romer's Rules for Making It Through Graduate School and Finishing Your Dissertation

 

Don't clutter up your life with other activities; just write.

Don't carry out a thorough and comprehensive search of the literature; just write.

Don't attempt to make sure that every page you write shows the full extent of your professional skills; just write.

Don't write a well-organized, well-integrated, unified dissertation; just write.

Don't think profound thoughts that shak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the discipline; just write.

If you don't have a paper started by the spring of your third year, be alarmed.

If you don't have a paper largely drafted by the fall of your fourth year, panic.

Have three new ideas a week while you are getting started.

Don't try to game the profession, work on what interests you.

Good papers in economics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 A viewpoint.
• A lever.
• A result.

http://econ161.berkeley.edu/Teaching_Folder/Romers_rules.html

帮朋友的朋友去sz的某中行支行退卡，结果周末的时候，柜台大姐说支行经理不在，业务咨询不了，最好等周一去总行办。

周一我还是去了这个支行，既然朋友已经咨询了sz总行说，各个支行都可以办，那业务上应该就没有问题，就看各个支行的熟悉不熟悉业务了。

在一男业务员的窗口问他，他说必须卡主本人办理，我说卡主不在sz，怎么可能亲自办？而且卡主咨询过你们总行，说是各个支行都可以办的，我叫他去问支行经理，问了一会回来说，必须要本人身份证原件，我说人不在本地，怎么可能拿来原件？业务员就说了，反正这卡还没有到期嘛，继续留着，等过期了再退。开玩笑，你个业务员还管别人退不退？不退卡，收的年费，难不成你给？我就说，这是卡主的意愿，就是要现在退。他没办法，又去问经理。总之态度非常的傲慢无理。我趁他离开的时候，悄悄的在他的工作监督牌上，按了一下“不满意”键，看他的服务星级是个2星，心里想，难怪才2星。

但是这一问就起码超过5分钟，我等得不耐烦了，就问大堂经理，大堂经理敷衍我说，他去上洗手间了，你等一下。我估计这也是套话，不管业务员去干什么了，只要顾客咨询，都交代说去上洗手间了。我心里想，啊，原来他是尿遁啊？大堂经理又去照顾其他的客人去了，我只好等着，要不就等旁边窗口办完了之后去找另一个业务员。但是我越想越郁闷，难道就这样轻易的让尿遁的业务员给忽悠了么？

我压着性子把大堂经理又叫过来，说那个业务员业务办到一半，去找经理询问业务去了，结果你告诉我他去洗手间了，他去了至少5分钟了（排我后面的一个男生说，起码有10分钟了）看，后面的人都看到了。你们就这样把我晾在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大堂经理说，我帮你去问问他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用叫他办了，你帮我办吧。大堂经理说，我也办不了啊，我帮你去问问经理哈。

这时候，那个“尿遁”的业务员，终于出现了。如果他还迟迟不出来的话，我就打算在大堂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质问女大堂经理，他上的什么厕所，需要10分钟，是前列腺炎尿不出，还是拉稀？

估计是他出现的时候，看到我跟大堂经理在抱怨，进来之后，态度低调了好多，但是还是想忽悠我，说你有身份证么？有。你填个消卡单吧，我说哪里拿消卡单，他说后面拿。我想可没那么容易支开我，我说你拿一张给我。他这才从抽屉里面拿出那张表让我填。期间大堂经理又过来说，我帮你看看有没有填错。业务员低头办事，中途去复印我的身份证，我又狠狠的在他那个监督牌上，一个劲的按那个不满意键，估计不下10次！他转身回来的时候估计是看到了，大气都不敢出，继续低头办事。

瞧，顾客再怎么抱怨再怎么发脾气，还是没有监督牌上按几个键来得实际。为什么，顾客发脾气那也就是在营业厅里，公司老板们看不到啊，所是黑还是白都没有证据啊。但是监督牌，顾客的判断就是证据，不管你做的如何，顾客觉得不满意那就是不好，上司能够直接接收到顾客的反映（我积极的相信那个监督牌不是聋子的耳朵），这样上司才是掌握着业务员生死大权的实权人物，业务员怕的不是监督牌，更不怕顾客，怕的是上司。所以顾客维权，光靠自己那都是美好的幻想，只有通过与上司这样的实权人物联手——通过监督牌，才能有可能实现有效的维权。反正挺复杂，挺难的。

昨天看凤凰的《国门初开的岁月》说道，当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海外发行公债，就是中国银行在日本办成的。而且办成也很艰难，当时中国银行要获得日本最高3A等级的信用评估才能发行公债，但是日本政府说美国、欧洲和日本银行界当时都没有过给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进行信用评级的经验，因此除非中国银行拿出前20年的资产负债表，否则就不能评级。当时的中国银行负责人联系香港中银，在3个小时之内，拿到了中国银行前20年（包括文革期间）的全部详细的资产负债表。最后日本方面审查之后得出结论，中国银行作为国有银行，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企业利润也是逐年提高的，因此可以给予3A的信用评级。这样中国政府的第一次发行公债（某种意义上的海外公开集资）才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不禁为中国银行暗暗叫好，文革期间都能做到收益逐年增加，这需要得到多大的老百姓的信任啊，尤其是在那个极贫极乱的时代。而今天在中银某支行的遭遇，让我觉得，朋友的朋友这个时候要退卡，的确退得正确，这样的服务态度的银行（虽然只是个别员工，但是影响企业形象），怎么能够让老百姓心甘情愿，踏踏实实的把钱存进去，在这样的银行开展业务。也许我们只是小客户，银行从我们这里赚取的利息不多，但是当年中银的历史业绩哪一笔又不是从小客户的利润做起的呢？以后20年中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又有多少不是我们小客户的贡献呢？

总之一句话，银行讲的是一个信字，信是一种态度，一种服务态度。一个员工的服务态度不好，都会影响到银行的诚信，最终会影响公司业绩。作为中银这样一个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企业，员工态度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小处不可随便，当然，亦不可随处小便。

Sharp这个词是从《老爸老妈的恋爱史》里面学到的，就是赞人帅用的。

今天早上去一个有关globalization的会，发现了一个big big sharp guy，身高180+，身材匀称，面部轮廓非常的sharp。因为他进场的时候坐在我们的GM同学的旁边，而且在我前面2排，所以我很很仔细的观察。但是看过也就算了，下午再去的时候没留意查找。

有经济系参与的会，就是高档，中午校长设宴，晚上bus送去马会俱乐部晚宴并欣赏中国风音乐，连tea break都high sevel levels.下午蹭免费茶点的时候，今天收的一个小mm跟班，在我旁边诺诺的说，你的右边2点钟的位置有个帅哥，我找了半天发现，就是我早上看到那个，站在墙边，端着一杯红茶（因为有茶包袋的线挂在杯边），那身材，sharp and sharp，恩，趁着人多，我们又在人堆里面觅食，所以我们占据有利地势，狠狠的看了几把。

回到场内，无意间发现sharp guy竟然就在我们这一排的左手边2个座位之外。哇塞。缘分啦。inform小妹之后，小妹在枯燥的充满枯燥的经济学公式的talk间隙，时不时的扭头看左边的帅哥，频频被我揭穿。看来小妹也够咸湿。其实我也忍不住会往那边看，结果有一下还被sharp身边的3个美女中的一位低腰裤美女发现，低腰裤美女还冲我傻笑。好吧，看来天下咸湿的女人还是能够互相认同和理解的。

后来另一女侠因为山上另一个boring的会议实在忍受不了，于是就下山来投靠我了，她在我右手边5个位置，考虑到会场秩序，我用短信msg她，我左手边的sharp guy这个故事，于是她很意外并饱含激情的向我左边望过去，结果发现旁边第一个位置的男同志，那面色煞是难看，后来才知道她第一眼很失望，觉得我的品味的确需要renegotiating，但是第二眼的时候估计是看到正主了，当然我也做了努力，我刻意的往座位后面靠了靠，把我的两座大山为她搬开。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啊。她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sharp guy，那表情已经被口水浸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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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为了霸住这个sharp day的日子，space写到一半就先post了，下面还有更精彩内容以及sharp pics。

恩，继续讲sharp guy的故事，我跟小妹说，要是知道这个帅哥的名字，我们就可以在program里面查他会不会有presentation，然后我们就去听他讲talk，这样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shot shot(不愧为conference老手，经验丰富——众看官喏喏的说）.小妹口水流了一地的，但是很失望的说，估计他没有talk。但是小妹的第一反应是他有女朋友了,我还没理会清楚小妹是怎么有这样的第六感的（后来发现该guy中指有枚戒指，小妹故有此感不足为奇），小妹第二反应是，他可能没有（这个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了），唉，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看来在globalizational age也是真理啊。第三反应，才是估计他没有talk（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恩，我已经语序颠倒了，都是sharp惹的祸。

这还只是foreplay。一个偶然的机会，竟然让我拍到了sharp guy（其实之前另外一个local sharp guy就坐在我们前面，但是因为太熟，又被我们议论的不行，人家害羞，结果就蹭我们出去觅食的空隙，收拾细软，躲到后面去了，在此略去不谈。）。

其实故事是这样的。其实台上的几个学者也是很sharp的。不是外表，而是学术，尤其是一个经济学家，认为知识产权（IP）等于垄断，所以是不好的，恩，有胆识。但是另外一个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大爷，说话完全没有重音，简直就是瞌睡药。即便这样，我们的外表和学术都很sharp的JB同学向老人家提了很专业的问题，老大爷说了半天也没听明白说了什么，结果那个IP大牛竟然接过话茬来跟JB同学过招。两个不同领域的大牛过招，你可以想像有多sharp，结果两人PK未果，后排一位仁兄又follow the issue继续提问。这下可好，该大哥就坐在sharp guy的正后面，天赐良机啊！。其实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就是侧过去听他到底要问什么，但是后面发现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拍sharp guy，于是我就摸出那个鱼眼手机，装模作样的瞄准提问的大叔，其实sharpguy已经在我的镜头之内了。

当当当当。。。。sharp guy 即将上场——

(post之后才发现这张里面最清楚的就是RESERVED这几个字了，唉，真不知道这位帅哥reserved for whom，暗自神伤ing）

大家注意仔细观察这张现场图片，看，大家都把耳朵留给了提问者，把face留给了sharp guy。这个时候sharp guy的手型不好，看出很随意的在听问题。但是，在万分之一秒的电光火石之后。。。。。

当当当当——

(大家可以留意提问大叔被发现拍照之后的被雷到了的表情，以及他那排最左边女士的窥视和艳羡的目光。。。。。）

电光火石是的具体内容如下：sharp guy隐约觉得有人在拍他，于是他就看了我一眼，我看到sharp guy看我，我就把视线从手机镜头后面抬了起来看了一下他。他看到我在看他，就赶紧把视线还原到正前方，然后改变了手的姿势，把很pp的鼻子、下巴和手腕show了出来，sharp guy的镜头感超强（估计被人偷拍的机会不少，练摊摆post的机会很多）于是就有这张"Photo at Crimicy"。由于当时实在很紧张，从图片的颗粒感，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也是很sharp的pic。

尾声终于来了，talk over之后，大家一起出来等电梯，结果人潮之中，我和小妹以及女侠唯sharp guy马首是瞻，当然，他是人群中一个高杆，很容易发现他，结果他进了电梯，我们也诺诺的想挤进去，发现他已经被包围在男男女女人群中进了电梯。Full lift with him left a group of people behind in front of us.

其实之前和小妹谈论sharp guy之后，我就yy，是不是找个理由去跟他搭讪一下，说我们小妹很仰慕您这位sharp guy，她想跟你合影，不知道可否，但是yy的特质就是不具有可行性，因此yy一下就ok了。看，又语序颠倒了。

色女们啊，要想见到sharp guy，明天还有一天的机会，千万咪走宝啊～～

sharp day，指的是学术赶场的日子，还好我们没有学术走穴。今天2场大型的conference山中山脚各一个，看来12月的会的确多。早上本来要赶7点9的小巴，结果7点八才被同学的电话喊起来。等我苦恼的做好爬山的准备出现在小巴站的时候，发现同学已经做好了等下一趟小巴的准备，吾心甚悦。说话间竟然遇到学者模样的女士，在找交通工具，其中一人貌似眼熟，走进打招呼竟然真的就是今天的开幕嘉宾之一，哇塞，看来迟到少少也有了reasonabal reason了。 还好，我们照顾得guests很开心，总算没给大家丢脸。

早上听完keynote speaker的talk就赶往山下，明天带她的著作去找她签名，人有个很cool的title，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一看到这个title出现在大屏幕上，我就想到了诸如mummy3，博物馆里的一夜这样的美国大片，当然还有一个苏菲玛索演的有关卢浮宫和方尖碑的大片，博物馆馆长整天与mummy以及宝藏为伍，还是个女的，恩，还是个有长毛象的骨架的地方，so cool， so sharp。人家手上还有个金灿灿，明晃晃的婚戒，哇，完美的女人类学者的形象终于完整的出现在我的眼前。唉，我何时能够成就这样的dream啊。

山下的会，基本上是星光璀璨，各位牛人纷纷亮相，我等虾兵蟹将只有仰慕的份。不过一糊涂兄弟，冲着一内地师兄级学者去的，结果等那个session结束之后的tea break的时候，我check过schedule，才发现他等的人没有来。唉，这孩子，糊涂的够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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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太累了，喘口气，发pic先，先为咸湿的同志们止一止渴。

吃过午饭又匆忙赶往山中的会场，途中和另一兄弟谈论修读人类学的成本和学术回报的严肃话题，他有关青春成本的point着实让我认同和欣赏。读人类学，的确需要支付昂贵的青春的代价，各位同志们在修读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

听完一个session的报告之后，我们又匆忙赶往山下，于是就出现了前面第二次遇到sharp guy的故事。

Anyway,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见到sharp guy，大家不要走宝。

在学术的殿堂里，享受大师们智慧的盛宴，同时，欣赏到颇似年轻时候的小布莱德·皮特的sharp guy，这是怎样的美好人间。

同志们，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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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夜晚的部分还没写，在此补上。

晚上的young scholar‘s session，4个paper都很赞。不过我的问题还是把人雷倒了，我错了，我知道我一般提问都很aggressive的，今天的提问我已经很收敛了，但是，但是。。。。。唉。好吧。不过今天的集中报告，几个同学平时被隐匿的学术讨论热情被激发了出来，一酷姐竟然破天荒的在我们的嗦摆下，陪我们走回了宿舍。然后又在我们的引诱下，去到4座的common room倾盖。聊了一个多小时，从sharp guys，谈到cool title，谈到methodology&methods，到珠光宝气，到。。。不记得到什么，反正错过了最后那班大巴，酷姐最后又在我们的威胁下，放弃了从前山回家的念想，提着小胆从后山抹黑下去了。

最后的最后，在我和另外一姐们爬了小段山准备转弯的时候，踩着昏黄的灯影从山上走下来系里另一位至sharp的大姐大，TL同学，我估摸人家是刚工作完从office往家里走，我们远远冲她说了句hi之后就说拜拜了，sharp吧。

-The End-

已经很久没有写 space了，马上就要到09年了，也快迎来生命里下一个数字，所有的生活安排似乎都必须有个新的考虑。

最近在仙境上看到有cu的应届毕业生mm谈找工作的困难，她已经找到一个高校的工作，但是由于学位要到12月才能拿到，所以之前工作的3个月只有课时费没有基本工资，差不多算是白干三个月。考虑到我可能要到12月之后才能写完论文，那么我要到下一年的12月才能拿到学位，这样我要是12月之前找了内地的工作，不是也得白干几个月？

而且，工作不安定下来，谈婚论嫁就几乎不可能。我不是特别渴望婚姻，但是我特别渴望两情相悦的家庭生活。但是现在还有2到3年才能明确将来会在哪个城市落脚，哎，真的不知道将来的路在哪里。

09年，会是我职业生涯中重要的一年，但是感情生活呢？我不敢幻想。现在闭关备考，让自己一个人呆着，短期来说，这样的日子还不错，但是长久来说，我很怕这样孤独终老，哎，但是有些生活不是你努力就能获得的。我以前常说一句话：if you dream it, you can do it.但是现在我想some dreams are alwarys dreams.

昨天是开学第一天，也是半年来跟老板meeting的第一次，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

这也是90后大学时代的第一天，划时代又多了一笔。现在的小朋友，长得都挺好，发育挺好的。另外，学校某处的小巴站，排队从楼梯下面一直排到了楼梯上面，蔚为壮观，连NA CAN的卖票也排成了转弯队。红豆冰涨了一块，两崧也涨了一块。

前日跟人吃饭聊天，听说开学前，有local的学生找学校理论，说今年收了上千的内地生，感觉校园里面很逼挤（这是广东话，意思是很挤，但是我觉得这词拿国语说出来，的确是太淫荡的一个词。唉。），对校方进行问责。大学的确是有大家风范，我们是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一句话把同学们堵了回去。老实讲，逼挤不仅仅是local同学的感受，逼挤也不仅仅是多少多少内地生造成的。有空间上的，人头多了，校园设施却没有扩容，虽然学校刚在开学前，把好几个lib的电脑室都重新设置空间布局，增加了几个机位。以我目测，每个增加机位的电脑室，总增量不超过十。相比之收生人数增加了千余人，1：100的增长率，只能说明密度缩减到了100倍增值，b的确很挤，不b挤才怪呢。

这只是空间上的，文化上的逼挤，也不仅仅是local生才会有的感觉。以前在内地，生活多丰富啊，烧烤，宵夜，k歌。。。至少在吃的东西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是现在呢，学校超市里的可以用来做饭的材料是越来越少，以前还有卷心菜的，现在也看不见了。学校增加了电脑房的机位，却不增加超市的空间和商品内容，这能不逼挤么？在吃的方面的逼挤，内地生也没有去问责过大学吧。有local同学说，你们一个月也有那么多的scholarship，可以了，local的本科生毕业也赚不了那么多。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要知道我们花在改善伙食上的交通费以及消耗掉的时间，又是local生的多少倍呢？但是，但是，这不是一所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么？至少，大学需要考虑一下解决小百佳和几个饭堂的食物的国际化的问题吧。要知道，舍不得孩子是套不着狼的。

要考comprehensive exam了，今天的meeting下来，我发现，我要在2个礼拜之内，把以下几个领域：anthropology, gender studies（kinship & family）, media and communication，consumption and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science的文献（至少是已有的reading list）view一遍，然后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整理出框架和分类，再整理出足够应付考试的readings。再在3个来月的时间里把这些东西吃透，以备考试。而且，最主要的，这些都得自己弄。尤其是technology and science这块，完全都是以往没有涉足过的，而且还得以历史的维度来整理，看来我要从四大发明的民族志开始找起了。将来说不定还能跟韩国的那些论证四大发明出自韩国的大师们pkpk，的确是个人才啊。恩，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

好吧，外面已经开始打雷了，我也困了。这过去的一年，我基本上就是荒废了的。人很颓，没钱，天天熬夜，不爱读书，没有男人，更没有爱情，只有怨念。但是没办法，这只能是必经的过程，也许怨念只是享受的一种表达。

唯一庆幸的，只能是大学还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图书馆，每天坐拥书城，还能省上几块钱的空调费，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能遇到找我问路的人，今天破天荒的被人问了3次，其中2次做了向导。

没来hk的时候还没觉得，但是自从03年第一次来香港没几天就被一个local的师奶在地铁里面问路，那个时候我只会说 唔知，所以这就是我给她的答案。那个时候一直想不通，这么大年纪的local人，为什么连自己家门口的路都不知道，后来慢慢明白了，这里有个地方叫天水围，很多人到现在都有可能是第一次入市区，自然不识路。于是被local的师奶问路，也是reasonable的。

一年之后再来hk的时候，又遇到一个local的婆婆在地铁问路，我那个时候的广东话也就是 识听唔识讲的水平，加上老婆婆的口音也很怪（local的同学有一次说到很多老一辈的香港人都是从外地来的，口音自然不纯，而且hk的广东话转变也是很快的），我只好把地铁里面的工作人员指给她。

最神奇的一次是在悉尼的地铁里（为什么大部分时候被人问路，都是在地铁里？），我自己正lost，一个劲的抬头看大屏幕上的路线图，这时候一个老外mm，提着个大提琴箱子，问我xx地方怎么去，亏得我运气好，刚看过那个地方是哪个方向哪个月台，正好就是眼前这一趟，于是顺手这么一指，这mm就提着箱子跳上了车。看来我是真长了张值得信任的脸啊。

今天刚从百佳出来，3个找路的mm就冲我问银行在哪里，我就随手这么一指那伟大的电梯。手还没落下，看到前面有个mm回头看我，我一低眼准备走自己的路，没想到她就冲我来了。问xx building在哪里，天，那个xx是什么单词，我怎么一点概念都没有，她看我听不明白，就拿出了map，哦，原来是神学楼。天，那个地方真还不好找，我跟她说要upstair，再downstair，你也可以take the bus，mini bus但是我把4.5dollor说成了45闷，她就雷到了，于是问我用走的可以不，我就说可以，问她有没有去过academic building one。。。。但是我发现，任何一种方式，我都要做更多的解释，最后我只好说，i will show you the way,就这么着就把她从百佳门口送过了中药园。中途我还练习了一下口语，问她是哪里来的，她说她从california来的，恩，我瞟了一眼，的确是美女，说她在上海呆过一段时间，哇，看来是会讲普通话了。再然后她说她是高中才去的美国，啊，那不是我们可以讲普通话了？她问我是哪里来的，我说我是chinese，from mainland，她说我还以为你是local的，然后又问她为什么要去那个什么神学楼，神学楼不愧为神学楼，住的那个地方都是神叨叨的。最后她说她不是修宗教的，只不过那个课是英文和广东话，她很担心上不来，就去drop掉。直到这里，我才建议我们转讲国语。好吗，已经过了文化广场了，天杀的，文化广场怎么说，我直到转台到国语都没想起来。

于是又说了一会就分手了，然后我一个人在太阳下等了半天的mini bus。

下午从图书馆出来，几个mm从小巴站过，貌似也是找了半天的路，其中一个随着我上了小巴，一上来就说没有零钱，去不去逸夫，把小巴车长问得有点木，我就说我借给你小巴票吧，然后问车长去不去逸夫。这丫头的命太好了，正巧这班车是入逸夫的。于是她提着一袋水果在我旁边坐下，于是又聊了聊车。我说你可以坐大巴，她说她刚才看到大巴了，但是大巴不停。我说这一站只停小巴，要去另一地方才能搭大巴。她说学校这车很混乱，她已经一头雾水，害怕开学了摸不着头脑，四处摸瞎。恩，于是我又告诉她可以去学校主页查。说话间，车就到了，她下了，但是我看她还是四处找路。新来的孩子们，就是可怜啊。

好吧，就这样，今天一天，也就是半个下午的光景，我被问了3次路，其中两次做了向导，还贡献富贵巴的车fee一张。恩，我就是一名向导，·1212哟。

最近帮系里干活找书，一个关键字就是600多本书，我就看着我的endnote一骨碌全把她们录进来。感觉很爽。

这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知道，gender的学术世界竟然是那么辽阔，我们现在翻到的，看过的，用过的，还是太少太少。

但是这些都不是世人所熟悉，或者愿意接纳的知识，在这个海域里走的越远，就越难回到岸上，那人声鼎沸的世界，也就更孤独。

我不知道，也许起航只是自我放逐的开端，to the end of the world would be a destination, but if I coule get back?